实事求是地说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造就了一批“名人”。

不少师范大学的教授、学者，几年内都成了炙手可热的“课改专家”。风云人物此起彼伏。两个过去相对隔离的世界因为这批教授、学者而扩大了交合。

但罗星凯算不上这个名气圈里的“大腕”。

他不是哪个学科课程标准组的负责人，也很少见他在新课程通识培训的大讲台上露面。

他负责的是那个实验面积最小、难度最大的《科学（7～9年级）》课程的“专业支持”工作。涉及的教师、学生数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。

不过，只要是实验区听过他的课、与他交谈过的人，也许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甚至记不得他的名字，但是却记住了科学探究是怎么一回事。

他走过的课堂，总会留下点什么，总是能让人心灵为之震服。

他由此而“小有名气”。

“给教师以理解和真正的支持”

“现在我们倒是重视过程了，但一些教师往往把握不住。学生本来说错了，老师却还不知道。我看自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不要耽误了这一代孩子！”

在实验区的一次课后研讨活动中，某“指导者”的一通话，像机关枪一样把老师们射懵了。

罗星凯教授有点坐不住了。

“听了这位老师的话，我也想谈谈自己的感受。应该说，您讲的现象是存在的，我们在听课时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，这的确需要认真对待。但如果我们将问题归咎于‘重视过程’，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了。

“我现在反问一下：教师还是一样的教师，为什么以前问题没这么严重？是怎么造成的？实际上以前教师也有不懂的，但是他的课堂是封闭的，没有给孩子多少说话的机会，自然也没有教师犯错误的机会。现在课堂开放了，问题出现了，我们就认为是老师的过错，甚至给他一顶‘耽误一代孩子’的帽子！这个帽子谁顶得起？教师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压力已够大了，他们需要理解和真正的支持！”

　　全场一片寂静。

　　座谈一结束，老师们就围了上来，许多人握着罗星凯的手，声音哽咽。那是一种被人理解的激动。

“什么样的人最适合去进行探究性教学？是他自己被这样的方式教过的人。但是我们的老师中有谁是被这样的方式教过的？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给教师们的是理解而不是指责。”

 2002年5月，罗星凯与同事赵光平博士听了一堂小学科学课。课后，上课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这节课该讲的都讲了，该做的也都做了，可学生还是不会。真对不起，让你们听了一堂失败的课。”显然，她做好了“挨批”的准备。没想到，罗星凯却说她上的是“一堂‘失败’的好课”，因为老师与学生之间有真正的对话交流，学生真实的想法和理解上的困难得以自然地展现。

这一案例曾在一个网站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，焦点是他们对上课老师的评价。“这多少令我感到有点意外，因为在我们看来，这样的评价是很自然的。不过这也说明，教师在尝试新课程中太需要宽松的评价环境了！”说这话时，罗星凯一脸的认真。

“我们没有特别的本事，

就是比较能把问题说到老师的心坎上”

“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有本事你来上节课给我看看！”这样的话或者这样的情绪，因为一个问题评得不到位，而从上课教师口中喷涌出来，弄得火药味儿十足，也是常有的事。

“我庆幸，自己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景。”罗星凯教授对我说，“因为我总能够设法让老师们折服。”

罗星凯所说的“折服”，并不总是靠给教师“打气”来实现的。

2003年11月，深圳某学校一节初中科学课，有100多位教师在现场观课。

那节课讲的是“内能的变化”。为了让学生对做功转化为内能有所体验，上课的老师花了很多时间让学生做活动。比如，用手弯曲铁丝、用钢锯锯铁丝和木筷、用砂布摩擦铁丝等等。实验非常成功，最后学生对现象的解释也没有困难。

老师们都很满意，认为很好地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，重视知识的形成过程，在学生已有生活经验的基础上，学习新知识，并用所学知识解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。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充满乐趣。这些正是新课标所要求的。

罗星凯没有说话。

这时，有人提到科学课时不够用的问题。罗星凯觉得是个好时机，于是用他那一口带着较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，徐徐讲开了：

“课堂上让学生弯铁丝等很多类似的活动，花了很多时间，都是为了说明这样的操作‘可以产生热’。但这是用一句话就可以唤起的生活经验，一定要这么费时费力来重复吗？

“学生在学习‘内能的变化’时，并不缺乏‘摩擦生热’这类的经验。真正的困难在于，他们说的话和你科学上的表达不一样。这里是做功了，那儿是发热了，怎么就是内能变化了呢？这个东西他不懂，而在这上面老师几乎就没有花时间去解决。换句话说，学生不困难的东西，你拼命地让他去体验、去做，而学生真正有困难的地方你没有去给他搭桥，让他的认识提高，使生活经验提升为科学认识。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教学就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劳动。如果能多剔除这样的劳动，把劲儿用在该用的地方，我们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就能提高了。”

他那平和的表情下，竟然“绵里藏针”，一下就扎出了血。

可是，谁又能说没有道理呢？

他那认真劲儿不容人质疑他学术研讨的诚意。

半晌没有人说话。

不久，掌声响起。

“这个问题其实很典型。”罗星凯对我说，“为什么有些人不认同新课程？如果说这样的热闹、活动就是所谓的注重过程、强调体验，那么，别人就会以为，哦，原来新课程就是要弄这些东西呀！这就是新课程啊！有眼光的老师肯定不会认可。这样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，就像我们用力一拳打出去，一定要打准地方一样，否则，自己反而会摔倒。我们确实应该肯定老师们追求新课程理念的勇气，但是问题也一定要指出来，而且要指出问题的症结。”

“您讲得这样尖锐，会不会伤了老师们的积极性？”我担心地问道。

“实际上，我们这样讲了以后，老师们很服气呀。只要你准确地指出问题，很平等地和老师们探讨，就不会存在什么表扬就高兴、指出问题就不高兴的事情。你知道吗，老师们其实是非常渴望有人能帮助他们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的。”

《科学（7~9年级）》课程的推进涉及到的问题很多。罗星凯和他的团队在2003到2005年里，曾经数十次深入课堂，所跑实验区大大小小的学校不下20个，听课上百节。

“但我们毕竟只是专业支持工作组，只是一个学科的研究者、不断的思考者。我们没有特别的本事，就是比较能把问题说到老师们的心坎上去。”

“你别看不起这个！”

“把问题说到老师们的心坎上去”，对久居象牙塔的大学教授来说，并不容易。

过去师范大学与基础教育之间的“隔离”状态，其实很难说会因为一场课程改革而亲密无间。

因为“隔离”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

“1985年，我考上江西师范大学物理教学法研究生的时候，还很犹豫要不要去读。在我们当时学物理的人印象中，有本事的人一般不会去学物理教学法，只有理论物理才算是物理，才上档次。后来想一想，自己当时在中学当老师，考一次不容易，就去了。”罗星凯这样回忆说。

其实，即使是现在，学科教学法也还是大学里不怎么排得上号的领域。

更要命的是，那些具有“实践关怀”的东西，在大学学术评价体系里，几乎都是上不了台面的。

“谁会愿意沉下心来，去中小学做什么案例研究呢？且不说你这个研究本身能不能做下来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又有多少人能不顾一切地坚持走下去呢？”罗星凯叹了口气。

理论是理论，实践是实践。任凭中小学教师指责理论的无用，大学自有自己的活法。

罗星凯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大流中的成功叛逆者。

“在我国召开的首次物理教育国际会议上，上研二的我接触到了很多在物理学研究上很有成就的物理学家，他们对物理教育也很有兴趣、很有研究。这给我的影响不小。

“当时我觉得别人这么重视总是有它的道理，但是究竟是什么道理，我那时还没有完全琢磨出来。”

1988年，他来到广西师范大学工作，专门从事物理教学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。因为有那些国际大家的影响，他并没有因此看低自己。

“当你做得好一点的时候，学生会给你一个回报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。”

那时候，罗星凯还发现，即使是在桂林那样的中等城市，老百姓上好学校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。

“如果一个社会对于教育只有量的需求时，你去研究怎么把它教得更好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只有当有了质的需求的时候，教学研究才有意义。因为好的教育肯定需要有好的研究做基础。

“你想一想，你要教一门学科，首先你得自己学得比较好吧。然后，你要把知识去教给人，而这个人本身太复杂了。关于人的学问，关于人怎样学习知识、形成能力、培养情感的学问，实在是太深奥了。国外那些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愿意来做这件事情，一点也不奇怪。

“所以，你别看不起这个东西。你即使再有才华，让你一辈子来做这件事情，也不一定能做好，能产生很好的实际效果。所以，我觉得，我以后一辈子来做这件事情，也不屈才，也值。不会后悔了！”他显得有些激动。

“你的态度有时候就决定了别人对你的看法”

在社会大环境里，个人往往是渺小的。

但如果自己也认为自己渺小，那就真的渺小了。

“越是别人瞧不起的行当，越是要做出点成绩来。不然，你真的就如别人所认为的那样了。”

直到这次采访，我才知道，他在参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之前，已经有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奖励了。

“如果不是这样的信念，也许我早就半途而废了。”罗星凯回想起来，很感谢自己当初那股“拼命三郎”的劲儿。

课程改革四年里，书店里关于新课程的书籍种类与数目每年几乎都以几何级数增长。

罗星凯却几乎没有出一本个人写的课程改革方面的书。

他有的只是几篇案例和为数不太多的学术文章。那是他认为“真正拿得出手”的东西。

《一堂“失败”的好课》是他和他的同事发表的一篇现场案例研究的文章，当时在中小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讨论文章纷至沓来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：太真实了。

人们总是习惯了将近乎完美的课例予以公开，习惯了公开的都是正面的评价。

当真正读到可能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课例，读到可能就是自己常犯的错误时，怎么会没有共鸣呢？而讨论中，罗星凯和他的同事们与上课老师的平等对话，将各种重要认知理论活灵活现地蕴藏其中，使得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实践呈现，更有了思维厚度，有了理论深度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“可是，学术界却不一定这么认为。有人一看题目，就觉得，一堂课还有什么太大的研究档次和水平？

“我不能左右人家的评价，但我始终觉得，做了一个研究出来发表，就像丢了一个东西，如果一点响声都没有，你说你的档次很高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就是遭人骂，也得有人来骂才好啊！”

罗星凯依旧坚信，自己到中小学课堂做研究“沉淀”出来的这些案例都是好东西。

“但是，也有大学里的同行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它的价值。本校一位资深的化学教授看了以后，专门来找我说：‘我都看得入迷了。你这个研究案例很像MBA的那些经典案例。将来教育也会像MBA培养商业人才一样，需要这样的案例作为教学的支持。’”

一席话，道出了罗星凯的心声。他感到了被理解的厚重。

“其实很多人并不一定知道你在干什么，但是他们知道你在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上面花那么多力气，而且那么执著，他在佩服你这个人这种态度的同时，也就认可了你的工作。所以我觉得，有时候一个人做成功一件事情，我们认为是因为这个人特别聪明，或者运气特别好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，是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，决定了他会怎样去投入它。有投入就有回报嘛！特别是当人家不太容易自动地认可你这个学科的时候，你的态度就决定了别人对你的看法。

“所以我们的很多领导、同事逐渐认可我们的工作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至少在开始的时候，是我们做事的认真态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”

罗星凯抽身参加课程改革的事，得到了广西师大的大力支持——来去自由。

“说实话，搞课程改革，需要投入的时间太多。你若每次出来，要这个批准、那个同意，还有一些人对你说三道四的时候，是很容易打‘退堂鼓’的。好在我的领导和同事都比较宽容我，他们相信我不会去搞什么只顾自己的事。”

他成功地摆脱了大学教授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诸多烦恼和羁绊。

现在，由他任常务副主任的教育部广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，无论软硬条件，还是业绩和口碑，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。

这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。

信念，有的时候就这么神奇。

“寻觅一种终极的动力和寄托”

罗星凯并不愿意将自己如此投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事情，描绘成多么高尚的行为。

“我其实是有自己的‘功利’追求的！”他嘿嘿一笑，一脸的坦诚。

在参加课程改革之前，他与中小学的接触是非常有限的。“至少人家不会像现在这样热烈地希望你去。”他把“热烈”两个字说得特别重。“我一般只能通过我所教的学生间接地影响中小学。”

课程改革给他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平台，让他到“用户”（中小学）那里去寻找源泉和动力。

他的“科学探究性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”，就是在这期间得以更快地切入课堂的。

“要培养一个人的能力，必须让他有机会领略别人是怎么想问题的，也就是得出一个漂亮结果的过程。而如果你只是把最后的、最精彩的结果给他，就会让他产生一个印象：你就是一个天才，只有你才能想到这个。实际上，你经历的这个过程不也是弯弯曲曲的吗？而让他知道这个过程，他就会想：假如我经过这个曲折过程的话，我同样也能达到目的。所以，科学探究不完全是教人知识和能力的问题，它更能使人有信心！”

这是他到实验区常说的一段话。因为“科学探究”也是理科新课程的核心理念。他想把科学探究的思想永远留在他走过的每一所学校。

“这不是双方受益的事情吗？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确确实实感到思想变得越来越深刻了，而不是在吃老本。

“但是，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合算、最大的回报，是一种很难得的心灵交流。你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互相认同。”

内蒙古乌海市海渤湾区临近沙漠，经济不发达，师资条件也很有限。罗星凯和他的工作组去了好几次。每次都要待上几天。

“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被老师们拉去搞一个沙龙。结果，一开始，他们就问我们的人生经历，问我们的求学过程，问我们的家庭是什么样的，生活什么样。一讲到这些东西，我们每个人都动感情了。我们中有好几个都是吃过苦的，和他们立刻有了共鸣。这样的心灵交流，让人感到真的很舒坦。人很有必要体会另一种境界。”

罗星凯的脑海里还一直晃动着两个场景。

一个是他们每到一所学校，特别是小学，老师们迎接他们时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——大学教授都到我们这里来啦！——那是怎样的一种热望与渴求啊！师范院校怎样介入中小学教学研究都不为过！

另一个场景，是在他们评完课后临走的时候，一位教师紧紧握着罗星凯的手，眼泪不禁要夺眶而出——那激动的样子，令他久久不能忘怀。

罗星凯回忆道，那次不过是进行了一个对话式的评课活动。彼此非常平等，讨论很热烈。但就是这么一点，也让教师感动成这样。

“我们越发感到，课程改革，改变的不仅仅是课程。这些平等、民主等文化意义上的东西，真的是可以渗透到人的心灵中去的。”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。

“我们就是被不断扔到这个场景中去，不断考验自己的态度，是不是平等的、民主的，是不是在身体力行。可是要每个人都在行动中，在每一时刻都渗透这种思想，是最难的。

“好在，我们都学会了反思！”罗星凯如释重负。

2005年5月，47岁的罗星凯获得了一项至高的荣誉——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、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表彰的“劳动模范”。

“‘劳模’的形象似乎与我这个有点特立独行的大学老师形象不太吻合。这份荣誉对我来说太重了。但令我特别高兴的是，在这份荣誉的评选中，领导和同志们很看重我在基础教育研究领域里所做的事情。我想每一位参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者也会感到自豪。”

所有的荣誉都到头了的时候，荣誉也就不再成为荣誉。

但人生还得前行。

他在一份材料里写下这样一份独白：

我一直在为我擅长并真心喜欢的事业寻觅一种终极的动力和寄托，使自己可以尽可能地（如果不能完全的话）超脱眼前的功利追求。

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。2001年我校挂牌成立“教育部广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”，在有的人看来，也许这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临时机构，而我却对它十分珍惜。因为直接指导它的是我们师范教育的“客户”，它提供的是一个巨大的平台，使我可以联手志同道合的同仁，组织感兴趣的同事，在那里探寻、实践着自己过去始终梦想的理想。